名人學語文──董橋篇

文：陶傑

董橋的風采──中西文化的景點

在有識之士的書架上，若沒有幾冊董橋的散文集，就像一個愛好古典音樂的鑑賞家，CD的藏品中竟沒有莫札特的樂曲。

「你一定要看董橋」，這是一位老報人推許董先生的春秋之論。中國內地和海外的許多講究精神修養的讀者對此都很認同。讀董橋的書，有如品嘗紅酒，他的作品可供人細賞細膩文字裡那種暗紅的微醺。

董橋是中國語文造詣至深的一位當代作家。他對中文的要求，一絲不苟，有如術士之煉丹，有如名鋼琴家之調琴，有如太空人登月升空前對太空船之檢視。董橋筆底下流動不盡的中文，純度很大，濃度很高，是千錘百煉的文采英華。

在孤懸海外的印尼長大

董橋是印尼華僑，從小在孤懸海外的異國長大。像冥王星一樣，在太陽系中離開母體最遠，對太陽的光和熱，反而更有一種熱烈的渴求。印尼不是一個使用中文環境優越的國家，但有如逆境出英雄，在那中國文化的瘠土上，綻出了他這一朵筆傲墨濃的奇葩。

董橋在台灣讀書，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又在讀者文摘當過總編輯，後來得到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先生的禮遇，出任明報總編輯。在香港，這是一張擲地有聲的履歷。今天，董在半退休的日子，又成為一家大報的編採高層人員。

「我父親可以說是一個文人，書法很好，早年移民印尼之後，在一間書店做工。那是一家中文書店。我的叔伯輩都會寫詩詞。我自小在這種人文環境長大，整天看著幾個老人家談話。那時的華僑，保留很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他們的舉止、趣味、習慣，比中國還要中國。我少年時，印尼是荷蘭殖民地，仍受荷蘭人管治。獨立後，華人的家庭生活和思想，雖保留中國文化，生活方式卻十分『殖民地』，像荷蘭人訓練出來的工人，連吃飯都用napkin；我就是這樣接觸中西文化。學習中文，要靠自己，天資佔三四成，環境佔六七成。學中文，家庭是否重視，有沒有鼓勵是個重要因素。至於學校老師，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小時在印尼，中文教育是國民黨學校教國文的方式，由中國教育部派人來擔任校長。這種傳統式的中文教育，對我大有幫助。」

董橋的讀者，對他童年的生活所知甚少。印尼是一個陌生的國家，暑熱瘴蒸，與文化兩子有點絕緣。在這不利的環境下，董橋的父執輩對他諄諄善誘。董橋對中國文化的鍾愛，在這種教學中點滴栽成，有如埋藏在窖的一罎酒，在陰暗微濕的環境裡醞釀酒香。

純靠自學，一般很難成功的，可幸印尼在荷蘭管治期間，仍設有中文學校；更走運的是，董橋的父親是一間中文學校的創辦人。

在父親辦的中文小學裡，董橋與中文發生初戀；到五六年級，才有機會接觸英文。在印尼，董橋小時候學會說一些荷蘭語，因為印尼的荷蘭人很多。英文是後來才學上的。

「初二時，父親請了一個在印尼長大的英國人，每天下午三時到我家教我英文。那時天氣悶熱，在補習英文時，只見一把搖來轉去的電風扇和一窗百葉簾。老師一邊打瞌睡，一邊說英文；他只懂說英文，我就是這樣每天這樣聽他說。他也教我寫字，要我背書。英文也要背，到現在還覺得慘。到了台灣外文系，英文卻比一般同學好。」

大陸人在台灣的文藝復興

「我自小在父親辦的學校讀書。五十年代之後，中文學校分為兩個陣營。有的是左派，有的是右派。我們是右派，後來去了台灣升學，左派的便去了大陸。到台灣之後，自小在書中接觸到的中國文化，以及巴金、張愛玲等突然全都在面前出現，那樣的震撼是很大的。六十年代是作家白先勇的『游園驚夢』、『台北人』時代，從大陸移居台灣的外省人，對台北、台南和整個台灣的文化中心起了很大影響。他們刻意地製造另一個南京，另一個上海，這對他們來說是很新鮮的，很有趣，而且很開心。台北那時很破舊、很落後，但是那種中國人的傳統、那種文化，那種氣氛、那種人情全都有一種很大的震撼力，對我來說是一場洗禮，使我進入南京、上海大都會心態；那種感覺很新鮮。那時又有文星書店，出版文星叢書；那時所有讀大學的人，每天都在看書，讀得很雜。」

董橋到了台北，有如與一個通信了很久的筆友初次約會。筆友的血肉之軀出面前，如信上的字跡一樣娟秀，令人驚喜。

除了好書，還有良師。董橋在台灣成功大學唸外文系，讀莎劇。外文系的老師，莎劇背得很熟，但唸起來都有很重的中國江南鄉音。除了在外文系唸書，董橋還到中文系聽課，使中文不致荒廢。在中文系，他還聽過散文家蘇雪林的課，在台北聽過思想家胡適和前中國駐美國大使葉公超的演講。

「蘇雪林與魯迅打過筆戰，她突然出現在課室，給你講課，那種感覺很獨特，很有文化的氣息。這些名家都不是直接教我的老師，而是我敬仰的前輩，他們給我啟發很大。聽過演講後，重拿起他們的書，從頭讀起。親自見過他們，再來看他們的書是很有趣的。胡適的書我就是這樣全部重讀了。胡適的文字很清楚，但有些思想當時仍不大懂，只覺得寫得好。當時影響我至深便是他們，卻不是在課堂直接教我的老師。」

擔任《今日世界》叢書的翻譯

董橋畢業後，沒有留在台灣，來到香港謀生；第一份工作在華人的商行，後來轉到香港工業總會，是半官方機構，月薪五百元。在香港工業總會一年，董橋到了美國新聞處，月薪加到一千四百元。

「到了美國新聞處，才真正分享美國人的感受，有美國人生活的感覺。美國新聞處，在花園道。我那時擔任《今日世界》叢書的翻譯。從上司的口中，我知道前任者有韓迪厚、胡菊人、宋淇等，到了我那一代是戴天。在那裡工作有很大的益處，我比別人早看到名翻譯家的作品，如姚克譯的話劇《推銷員之死》，我編他譯的這本書，得益不淺。還有湯新翻譯海明威小說也是第一流的。我每一句仔細校對，仔細看，仔細學。有次，我的上司告訴我，你要做好翻譯工作，不在外國生活過，是永遠沒有希望的。我聽了很傷心，那時我已結了婚，又有子女，怎可去外國讀書？另外在美國新聞處工作，不在外國生活過的，似乎沒有升職的機會。我為此又憤又傷心，但既有妻兒，怎能放下家庭不管呢？」

沒有在外國生活過，沒有體驗的文化感，很難做好這一行。翻譯不能只憑一部辭典，一字一句地對號入座。好的翻譯家是好的媒人，把女人介紹給男人，女方的優點，男方的長處，媒人要一清二楚；不能只為了一份媒人禮金，把男女兩人胡亂撮合，硬拉到一起。

全身投入英國的文化

七十年初期，董橋終於有了出國的機會。他考取了英國廣播電台 (BBC) 的中文廣播員，應聘去英國。BBC的工作很少，很輕鬆，在工作以外，他有充裕的餘暇在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學院」讀書。董橋在那個時候，讀了大量英國小說。下班後，就上圖書館鑽研，全身投入英國的文化。

在英國的日子，為了汲取英國文化，董橋給自己定下嚴格的要求，他不上唐人街吃中國菜，餓了就吃漢堡包。空餘的時候，他逛舊書店，英國人的書，他細心讀，英國人的話，他細心聽，慢慢就掌握英語許多微妙的地方。

「生活環境十分重要，能影響閱讀的趣味。閱讀的趣味也影響生活的品味。浸淫在一個環境裡，是學好語文的最好辦法。例如想中文好，最好進入一個世界。那裡人人穿長袍子，圍白圍巾，是五四時代。到一個使用中文的時代，對中文便有感覺，你會看到他背後整個的文化。學英文也一樣，在英國八年，脫離了中文，我盡量不看中文，全看英文。寫中文時便有我自己的風格，有的是從外國偷來。中國人要學好英文，不同風格的英文也一定要看，尤其是猶太人寫的。」

特別推崇猶太人寫的英文

閱讀的範圍廣了，涉獵不同的英文風格便廣博。董橋特別推崇猶太人寫的英文。由於猶太人的苦難，猶太作家的英文多有歷史感，有很獨特的風格。

「除了猶太人，在英國生活的新一代，也有大量外裔作家，像Ishiguro，他是日本人，但在英國社會生活很久。他的小說，從頭到尾，比英國人更英國人，這些都是學英文的良好營養品。」

對於當前香港雙語不通，中英均劣，董先生有很大的感慨。

「在香港學中文，要同時學國語。用廣東話文句來寫文章，本身有很大的問題。最理想是用國語教學。要讓學生深入中國文化，必須用普通話教。學校的教學語言，與電視的語言一樣，中文又怎能學好？何況有些人的廣東話，也有說得詞不達意的。」

董橋認為，當前許多香港人，不止中文寫不好，連母語廣東話也說得不貼當。

董橋批評，今天的中學，老師的中國文化水平不高，學校學習中文的氣氛不濃。

「五六十年香港學生的英文好，像皇仁、喇沙，學校充滿英國的氣氛，連校舍都很有英國味；走進去，就像進入了小小的英國。在這種環境就能學好英文。不錯，我很挑剔。學中文，學校和宿舍也要有中國味。」

這不止是語文教育，也是品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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