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日記

應付完一大群親朋戚友後，總於可以靜下來寫寫日記。

是日看電影的成績不錯：先按預定計劃，重溫了【嚦咕嚦咕新年財】，然後見還有餘閒，便翻抽屜，找出【理智與感情】來看。

【理智與感情】這個故事，怕已人盡皆知，故在此不贅，只想說一句：愛瑪湯遜真是英國得很。全片的英國味道，並非來自場景與服飾，而是由這位金像影后散發出來！

看完電影便找書看。之前在圖書館借了毛姆的《情迷翡冷翠》(Up at the Villa)，打算初三開工時坐車看，誰知看了兩頁便不能自己，直看了大半本！我這個毛姆迷真是無藥可救......

明天做甚麼好呢？

陳雲《中文解毒》

因為細佬不肯陪我食飯，於是他這個可憐的老姐，今日惟有一條友孤零零去旺角買書。

起初看見陳雲的《中文解毒》，半點興趣也沒有。一來，排版差 (有那麼多英文字，竟然用直排，想看死人嗎？)；二來，關於中文語病的書多如恆河沙數，這本看起來沒甚麼了不起嘛 (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不過，經相熟博客一提，加上在網上讀到的評論，忽然又有點好奇，於是便買了一本來讀。

翻開書，先看見推薦序，一呆──不是吧？兩三句也算一篇推薦序，還要佔一整頁？(雖然馬家輝一句，抵得上別人一段~) 難怪大家都說這本書很貴了~~~

很快翻到作者自序，有四頁，臉色好一點，開始慢慢細讀。一看，不得了！幾句書面語夾幾句廣東話，這樣子成何體統？！偏讀起來卻是極之賞心悅目，有些段落還讓我忍不住偷偷地笑 (在巴士上看書就是這點不好，不能盡情地笑)。

如果大家以為《中文解毒》是一本純為中文解毒的書，那便錯了，這本書所涉及的遠不止於此。以第一篇〈程序〉為例，陳雲便借港英政府官方行文的演化，給我上了一課很好的香港歷史課。雖然我住公共屋邨多年，但我可從不留意公屋的變遷呢！另外，好喜歡關於「局」與 council 的解說，讓我對翻譯有更深切的體會。雖然我讀翻譯出生，但從沒一篇文章，可以讓我感受到翻譯如此博大精深。(見我咁長篇大論就知啦)

夜已深，打完電郵給細佬後便去睡了。明天還要補習呢！

肉麻與骨痺

最近在看【吸血新世紀】的原著《Twilight》，讀到男女主角打情罵俏的段落，忍不住咕咕笑。(因為在巴士上看，所以不能放聲大笑！)

早過了與別人卿卿我我的年紀，正當我差不多忘掉打情罵俏的樂趣時，那些段落確實讓我有「久旱逢甘露」的感覺。正所謂「情人眼裡出西施」，貝拉要把吸血殭屍當天使，也實在奈不了她何！

不過，其實我覺得最好笑的部分，是那些出現 edible、breakable 的段落。女的把男的當天使，男的卻把女的當美點！果然是「新世紀」的戀人。

剛讀完床上的一幕，不知道這對肉麻與骨痺的組合，在下一章會給我帶來甚麼驚喜呢？

[翌日後記：想不到連 vampire sweetheart 也可以寫出來，果然夠肉麻]

紅了電腦，黑了詩人

文：董橋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歷史教授 Diane Ravitch 慨嘆今日教文法已經成了「反常」(outre) 之舉，因為教寫作的老師都不願意再吹毛求疪挑剔學生作文裡的文法、拼音、標點、句法，以免傷了學生的自尊心和個性 (!)。她還擔心高科技降臨學校加倍貽害正統教學制度，電腦裡的檢查拼音和糾正文法系統消除了人腦中遣辭造句的功能。文章大家 William Safire 於是提出知識三論，說明人生在世都會經歷三種求知過程：知以求存 (knowledge for survival)、知以求成 (knowledge for achievement)、知以求趣 (knowledge for pleasure)。求存是熟習人事森林之道；求成是事圓滿足之樂；求趣是身心歡愉之源。求存靠鬥爭；求成則不妨讓機械電腦去處理數學、拼音之類的雜務；求趣純粹是求知情趣。他說他的小兒子拒絕背誦乘數表，因為幾塊錢一部計算機可以代勞了。可是人生還是需要知道一些不太需要知道的事物，包括比較抽象的人文課題，不是為了證明我們比電腦聰明，而是為了滿足人類天生的樂趣。

電腦系統可以演繹理性的程序，卻未必闡釋得了感性的波譜。「櫻桃紅了，芭蕉綠了」是理性的陳述；「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卻是感性的創作。「就著語言與人類的問題和關係，王教授將於今天在城大舉辦的有關講座中詳細介紹」；這句話應該改成：「王教授將於今天在城大舉行的講座中詳細介紹語言與人類的問題與關係」。電腦會這樣改嗎？「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字，電腦肯定要說王安石用錯字了。

名人學語文──吳靄儀篇

文：陶傑

吳靄儀看中英兩種語文

吳靄儀昨天是專欄作家和知識分子大報的督印人，今天是立法會議員和大律師，昨天為民喉舌，今天也為民請命。身為作家的吳靄儀，專欄小品富有感性，情濃如醪；身為立法會議員的吳靄儀，論法治的文章卻富於理性，擲地有聲。剛柔並濟，陰陽和諧，更難得吳靄儀兼擅中英兩種語文。

吳靄儀身材嬌小，剛毅的眼神流露著時代的重量感，她的中文說寫清晰，英文也同樣流暢。無論在議事堂中陳詞，還是在報上為文論政，她都有條不紊，論證明晰，不慍不火。

吳靄儀在香港長大，自小接受英式教育，但這不妨礙她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吳靄儀既讀白朗蒂的《咆哮山莊》，也讀金庸武俠小說全集，對中西文化的世界和人生，吳靄儀往往有深人的透視，立論持平。

經歷文化變逆的痛楚

吳靄儀在沙田大圍長大，年幼的時候，打開大門，就看見水稻田。父親在太古洋行工作，叔叔伯伯在外國謀生，伯娘和嬸母，卻在沙田種菜。吳靄儀從小就經歷了農村和城市不同的風貌和中西文化的衝突。

吳靄儀在大埔官立學校小學！大埔官小的校長和老師，有強烈的中國文化情意結。唸中學則在聖保祿書院，是外國修女辦的英文學校。由中轉英，吳靄儀的感覺很強烈。小女孩的心中，經歷了文化變逆的痛楚。

「在英文中學，我發覺自己英語說得不流利，在學校裡覺得孤立而苦惱。中學的講課，全用英文，不像今天的一些英文中學般中英雜用。教師全是外國人，有的心腸很好，英文說得特別慢來遷就我們。但有的老師話說得很快，根本不知道她在說甚麼。」

許多學生從中文的學習環境走進英語世界，都茫然不知所措，難以適應。幼小的吳靄儀，感受到語文環境突變的文化震撼，對英文急起直追。一條魚在沙灘擱淺，適應不了陸地。對語文有慧根的，卻不是魚，是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兩棲青蛙。吳靄儀從中文小學轉到英文中學，像條小蝌蚪一樣，漸漸長出四肢。

「在中二那一年，我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團員中有外藉學生，她們不會廣東話，跟她們溝通，只有努力說好英語。在合唱團學習英語的經驗很新鮮，因為要學好歌詞，咬字必須清晰，還要因應內容配上感情。通過唱歌，學到了抑揚頓挫，學到了感情的收放。合唱團裡歌詞的學習，使我慢慢發覺到這也是一條學好英文的途徑。」

吳靄儀熬過了中二，合唱團裡唱英文歌的訓練，曲徑通幽，給她開闢了另一片洞天福地。

「到中三時，痛苦過去了，開始唸英國小說和英詩。興趣推動我努力學習，對英國文學，我比別人早熟。中四中五，便開始接觸莎士比亞和浪漫主義詩歌。讀多了，也不再感到陌生。對英文文法，反而不大了了。我的英文文法成績不大好，五十分合格，我最高只拿過五十九分。我不喜歡英語文法的機械束縛，對文法的興趣一向不大，只喜歡英國文學的天馬行空。」

中學時代的吳靄儀，滿腦都是英國文學。但畢竟有著中國文化的根，小學四年級時，吳靄儀便開始接觸《紅樓夢》。看是看了，卻不知道小說說的是甚麼。在中學時代，學校內泛起民族熱潮，吳靄儀感到中國文化也同樣重要，而學好英文才能準確地向外國傳揚中國文化有它優越的一面。

步出文學的感情世界

一九六六年吳靄儀進港大唸比較文學和哲學。要用英文寫論文，英語成了一個表達工具，這使她步出文學的感情世界，進入理性的天地。英語的學習，也訓練了思想，把吳靄儀引領到另一個境界。

「直到現在，我還不認為世上有優越突出的民族。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缺點，也有它的長處。一直以來，我對中國文學與英國文學同樣喜愛。中學時流行文社，我與朋友便向文社投稿。我一邊讀英國文學，一邊用中文寫作。進了大學，反而少用了中文，讀的書籍差不多全是英文。我讀哲學，唸的是西方的，全看英文書。哲學的思想跟文學的思維屬不同類型。哲學不是一種文學的感受，而是一種邏輯。在大學階段，用中文的時候不多，有點生疏。」

面臨中文寫作的困惑

一九八四年，吳靄儀赴英留學，到了英國，吳靄儀很想家，開始不斷寫信。

「出國之後，不想多花長途電話費，每一星期最少寫一封信回家。我是甚麼都寫，不只是『身體平安，請勿掛念』等寥寥數語。為免家人擔心我生活寂寞，我總勉強自己多寫，說些使家人開心的話。留學的日子，我寫的白話書信是很多的。回到香港在明報工作，因為工作的需要，我得寫社評、寫政論。我覺得自己寫不來，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用中文寫過說理的文章。當時很苦，老闆查先生人很好，他說不用害怕，你來寫，因為你有見解，文字方面他找社長潘粵生先生幫我修改。我於是便寫了，給潘先生過目，潤飾好文字，才上報。那時，作家董橋先生也在明報，我和他常常討論中文和文學，怎樣改好中文，那真是一種樂趣。我覺得我當時的中文不很圓熟，達意是沒有問題的，只是還欠文采。」

文采是甚麼？是蛋糕上紅色的櫻桃。文章清通而沒有文采，像一個少了紅櫻桃的蛋糕，無礙品嘗，只是缺了一種悅目的色彩。

「你看過《飛狐外傳》嗎？程靈素替苗人鳳醫治眼睛，對苗人鳳說，治好你的眼睛，讓你重見光明，不難，但你是大俠，一對眼睛要有神采，我能治好你的眼睛，不一定能令你雙眼再露光芒。寫文章，做到清通很容易，要有神采卻很難。」

在明報工作的日子，吳靄儀卻被文章的神采包圍，明報當年有兩枝健筆；創辦人查良鏞和總編輯董橋，中文修養都高。吳靄儀見賢思齊，學習過程裡，有點痛苦，但很享受。

文章有理性，也要有感性。香港報刊上的社評，吳靄儀認為神采不足。寫一篇通暢的政論，並不困難，但要寫得能成一家之言，可並不易。

關於法律語文這一種文字

吳靄儀現在是律師，天天與法律條文為伍。法律的語文是另一種文字，它抽象細緻，用詞精密。英語的法律用語有長久的歷史，翻成中文，有時格格不入，差別頗大。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中文翻譯為「無罪推論」。依中文解釋，是人未判罪之前，我們應該把他視作無辜。這種「視作」概念，背後就暗示他其實有罪，不過我們暫時當他無罪。英文presumption原意不是「當作」，presumption本身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名詞，是完全中立的。」

「中文好些詞語，帶有褒貶的『歧視(discriminative)色彩』，它在反映中國的文化，因對象的尊卑，相熟程度，而有微妙的劃分。所以有時你在中文要找一種絕對客觀、不帶任何色彩的詞語是很困難的，但英文法律用語則習慣了客觀和中性。所以英文法律用語處理客觀的事，是較容易的。英文的『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並設有假定你『guilty』，是中性的。英文的『be accused』中文翻為『被告』，中文裡『被』字，本身也有貶義。我就曾有當事人向我提出要求，說他很不喜歡當被告，一定要當原告，因為他覺得當原告名譽好些。英文的『plaintiff and defendant』，並無優劣軒輊，沒有這個問題的。」

「在法律這行久了，對比中英文，看到中文也很難做到『無我』。『無我』，英文是impersonal。中國文化往往逼你在人際關係上定位，和在這種人際關係位置上說話，否則，你的舉止和說話就不得體。既要定位，也就很難impersonal。文化上既然如此，語文也就有這樣的反映，很難找到impersonal的詞。舉一個例子『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中文就很難翻譯。像英文『particulars』，中文說『具體』、『細節』，但英文『particulars』可不是甚麼『具體』和『細節』。譬如說告你謀殺，我請你給我一些particulars，意思即是請你提供給我你在甚麼地方、在甚麼時間、在哪日子、在甚麼地點、用甚麼方法，殺了哪一個人，這些不是細節，是事實的概要。但你卻譯為『具體』、『細節』，那怎成呀。尤其是用來當動詞用的『particularize』，就更難翻得好了。那困難主要因為我們法律中文欠缺這類用法的傳統。你想想，英國普通法已有那麼多年，我們的中文普通法才區區幾十年而已，兩個使用時間相差實在太大。」

中英語文，學到像吳靄儀一樣，則可從中英文字透視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到達精緻的境界。有如讀數學，同樣是一到零十個數目字，四則運算時，只用在市場買菜，免得金錢損失；但學到微積分，就變得抽象起來，開啟一個茫茫的新宇宙。

「在法律上，運用中文和英文，有很大的分別。用英文，會有一種距離，這種距離就是『impersonal』。用中文，沒有這種距離，往往帶有感情色彩。不要以為你在控制語文，其實有時候，語文反過來控制你。」

吳靄儀是雙語學家，文學和法律的訓練使她對語文特別敏感。她出入中西，俯仰自如。對吳靄儀來說，同時學好兩種語文，一點也不感到困難。

「母語教學不等於不准使用英文。事實上，該用英文學的就用英文學。我相信自由。對於教學語言，我也相信自由。」

名人學語文──董橋篇

文：陶傑

董橋的風采──中西文化的景點

在有識之士的書架上，若沒有幾冊董橋的散文集，就像一個愛好古典音樂的鑑賞家，CD的藏品中竟沒有莫札特的樂曲。

「你一定要看董橋」，這是一位老報人推許董先生的春秋之論。中國內地和海外的許多講究精神修養的讀者對此都很認同。讀董橋的書，有如品嘗紅酒，他的作品可供人細賞細膩文字裡那種暗紅的微醺。

董橋是中國語文造詣至深的一位當代作家。他對中文的要求，一絲不苟，有如術士之煉丹，有如名鋼琴家之調琴，有如太空人登月升空前對太空船之檢視。董橋筆底下流動不盡的中文，純度很大，濃度很高，是千錘百煉的文采英華。

在孤懸海外的印尼長大

董橋是印尼華僑，從小在孤懸海外的異國長大。像冥王星一樣，在太陽系中離開母體最遠，對太陽的光和熱，反而更有一種熱烈的渴求。印尼不是一個使用中文環境優越的國家，但有如逆境出英雄，在那中國文化的瘠土上，綻出了他這一朵筆傲墨濃的奇葩。

董橋在台灣讀書，曾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又在讀者文摘當過總編輯，後來得到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先生的禮遇，出任明報總編輯。在香港，這是一張擲地有聲的履歷。今天，董在半退休的日子，又成為一家大報的編採高層人員。

「我父親可以說是一個文人，書法很好，早年移民印尼之後，在一間書店做工。那是一家中文書店。我的叔伯輩都會寫詩詞。我自小在這種人文環境長大，整天看著幾個老人家談話。那時的華僑，保留很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他們的舉止、趣味、習慣，比中國還要中國。我少年時，印尼是荷蘭殖民地，仍受荷蘭人管治。獨立後，華人的家庭生活和思想，雖保留中國文化，生活方式卻十分『殖民地』，像荷蘭人訓練出來的工人，連吃飯都用napkin；我就是這樣接觸中西文化。學習中文，要靠自己，天資佔三四成，環境佔六七成。學中文，家庭是否重視，有沒有鼓勵是個重要因素。至於學校老師，也是十分重要的。我小時在印尼，中文教育是國民黨學校教國文的方式，由中國教育部派人來擔任校長。這種傳統式的中文教育，對我大有幫助。」

董橋的讀者，對他童年的生活所知甚少。印尼是一個陌生的國家，暑熱瘴蒸，與文化兩子有點絕緣。在這不利的環境下，董橋的父執輩對他諄諄善誘。董橋對中國文化的鍾愛，在這種教學中點滴栽成，有如埋藏在窖的一罎酒，在陰暗微濕的環境裡醞釀酒香。

純靠自學，一般很難成功的，可幸印尼在荷蘭管治期間，仍設有中文學校；更走運的是，董橋的父親是一間中文學校的創辦人。

在父親辦的中文小學裡，董橋與中文發生初戀；到五六年級，才有機會接觸英文。在印尼，董橋小時候學會說一些荷蘭語，因為印尼的荷蘭人很多。英文是後來才學上的。

「初二時，父親請了一個在印尼長大的英國人，每天下午三時到我家教我英文。那時天氣悶熱，在補習英文時，只見一把搖來轉去的電風扇和一窗百葉簾。老師一邊打瞌睡，一邊說英文；他只懂說英文，我就是這樣每天這樣聽他說。他也教我寫字，要我背書。英文也要背，到現在還覺得慘。到了台灣外文系，英文卻比一般同學好。」

大陸人在台灣的文藝復興

「我自小在父親辦的學校讀書。五十年代之後，中文學校分為兩個陣營。有的是左派，有的是右派。我們是右派，後來去了台灣升學，左派的便去了大陸。到台灣之後，自小在書中接觸到的中國文化，以及巴金、張愛玲等突然全都在面前出現，那樣的震撼是很大的。六十年代是作家白先勇的『游園驚夢』、『台北人』時代，從大陸移居台灣的外省人，對台北、台南和整個台灣的文化中心起了很大影響。他們刻意地製造另一個南京，另一個上海，這對他們來說是很新鮮的，很有趣，而且很開心。台北那時很破舊、很落後，但是那種中國人的傳統、那種文化，那種氣氛、那種人情全都有一種很大的震撼力，對我來說是一場洗禮，使我進入南京、上海大都會心態；那種感覺很新鮮。那時又有文星書店，出版文星叢書；那時所有讀大學的人，每天都在看書，讀得很雜。」

董橋到了台北，有如與一個通信了很久的筆友初次約會。筆友的血肉之軀出面前，如信上的字跡一樣娟秀，令人驚喜。

除了好書，還有良師。董橋在台灣成功大學唸外文系，讀莎劇。外文系的老師，莎劇背得很熟，但唸起來都有很重的中國江南鄉音。除了在外文系唸書，董橋還到中文系聽課，使中文不致荒廢。在中文系，他還聽過散文家蘇雪林的課，在台北聽過思想家胡適和前中國駐美國大使葉公超的演講。

「蘇雪林與魯迅打過筆戰，她突然出現在課室，給你講課，那種感覺很獨特，很有文化的氣息。這些名家都不是直接教我的老師，而是我敬仰的前輩，他們給我啟發很大。聽過演講後，重拿起他們的書，從頭讀起。親自見過他們，再來看他們的書是很有趣的。胡適的書我就是這樣全部重讀了。胡適的文字很清楚，但有些思想當時仍不大懂，只覺得寫得好。當時影響我至深便是他們，卻不是在課堂直接教我的老師。」

擔任《今日世界》叢書的翻譯

董橋畢業後，沒有留在台灣，來到香港謀生；第一份工作在華人的商行，後來轉到香港工業總會，是半官方機構，月薪五百元。在香港工業總會一年，董橋到了美國新聞處，月薪加到一千四百元。

「到了美國新聞處，才真正分享美國人的感受，有美國人生活的感覺。美國新聞處，在花園道。我那時擔任《今日世界》叢書的翻譯。從上司的口中，我知道前任者有韓迪厚、胡菊人、宋淇等，到了我那一代是戴天。在那裡工作有很大的益處，我比別人早看到名翻譯家的作品，如姚克譯的話劇《推銷員之死》，我編他譯的這本書，得益不淺。還有湯新翻譯海明威小說也是第一流的。我每一句仔細校對，仔細看，仔細學。有次，我的上司告訴我，你要做好翻譯工作，不在外國生活過，是永遠沒有希望的。我聽了很傷心，那時我已結了婚，又有子女，怎可去外國讀書？另外在美國新聞處工作，不在外國生活過的，似乎沒有升職的機會。我為此又憤又傷心，但既有妻兒，怎能放下家庭不管呢？」

沒有在外國生活過，沒有體驗的文化感，很難做好這一行。翻譯不能只憑一部辭典，一字一句地對號入座。好的翻譯家是好的媒人，把女人介紹給男人，女方的優點，男方的長處，媒人要一清二楚；不能只為了一份媒人禮金，把男女兩人胡亂撮合，硬拉到一起。

全身投入英國的文化

七十年初期，董橋終於有了出國的機會。他考取了英國廣播電台 (BBC) 的中文廣播員，應聘去英國。BBC的工作很少，很輕鬆，在工作以外，他有充裕的餘暇在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學院」讀書。董橋在那個時候，讀了大量英國小說。下班後，就上圖書館鑽研，全身投入英國的文化。

在英國的日子，為了汲取英國文化，董橋給自己定下嚴格的要求，他不上唐人街吃中國菜，餓了就吃漢堡包。空餘的時候，他逛舊書店，英國人的書，他細心讀，英國人的話，他細心聽，慢慢就掌握英語許多微妙的地方。

「生活環境十分重要，能影響閱讀的趣味。閱讀的趣味也影響生活的品味。浸淫在一個環境裡，是學好語文的最好辦法。例如想中文好，最好進入一個世界。那裡人人穿長袍子，圍白圍巾，是五四時代。到一個使用中文的時代，對中文便有感覺，你會看到他背後整個的文化。學英文也一樣，在英國八年，脫離了中文，我盡量不看中文，全看英文。寫中文時便有我自己的風格，有的是從外國偷來。中國人要學好英文，不同風格的英文也一定要看，尤其是猶太人寫的。」

特別推崇猶太人寫的英文

閱讀的範圍廣了，涉獵不同的英文風格便廣博。董橋特別推崇猶太人寫的英文。由於猶太人的苦難，猶太作家的英文多有歷史感，有很獨特的風格。

「除了猶太人，在英國生活的新一代，也有大量外裔作家，像Ishiguro，他是日本人，但在英國社會生活很久。他的小說，從頭到尾，比英國人更英國人，這些都是學英文的良好營養品。」

對於當前香港雙語不通，中英均劣，董先生有很大的感慨。

「在香港學中文，要同時學國語。用廣東話文句來寫文章，本身有很大的問題。最理想是用國語教學。要讓學生深入中國文化，必須用普通話教。學校的教學語言，與電視的語言一樣，中文又怎能學好？何況有些人的廣東話，也有說得詞不達意的。」

董橋認為，當前許多香港人，不止中文寫不好，連母語廣東話也說得不貼當。

董橋批評，今天的中學，老師的中國文化水平不高，學校學習中文的氣氛不濃。

「五六十年香港學生的英文好，像皇仁、喇沙，學校充滿英國的氣氛，連校舍都很有英國味；走進去，就像進入了小小的英國。在這種環境就能學好英文。不錯，我很挑剔。學中文，學校和宿舍也要有中國味。」

這不止是語文教育，也是品味的教育。

----------

不可少的「陳腔濫調」與「死記硬背」

上週看畢 David Crystal 的《Words, Words, Words》，對當中關於陳腔濫調的描述，十分有共鳴。很多人視陳腔濫調為禍患，定必要除之而後快；但想深一層，在日常生活中，哪有可能時常想出一些新鮮詞兒？當無話可說時，沒有一些陳腔濫調「充撐場面」，情況會變得挺尷尬的。因此，陳腔濫調早已轉型，成了「社交潤滑劑」。

提起陳腔濫調，不期然便想起教育界經常批評的死記硬背。誠然，若學生只懂死記硬背，不嘗試去了解和分析學習內容，對他們百害而無一利。只是，現今的教學方法，完全不讓學生背誦，那似乎是由一個極端走去另一個極端而矣。

讓學生背誦一些優秀的文章，為他們的肚子積存點墨水，絕非壞事！不過，這種方法，只能在他們年紀小的時候使用。待他們長大了，便該訓練他們的批判思考。

當不成情人的朋友

喜歡一個人，對方也喜歡你，所以有機會結緣，所以有機會相處。關係深的，就有可能成為情人，或是摯友。只是，如果添加了「愛」的成分在，朋友與情人的界線，就開始模糊了。

「適合」這兩個字，真是奇妙的辭彙，相當有道理。有些人「適合」當情人，有些人則「適合」當朋友，若其中一方的情感起了變化，不再是以朋友的角色對待，相信對方也一定能感受到。

表白了，又怕影響原本建立起來的友情；不說破，又沒有機會得知對方的想法，深怕緣分就這麼擦身而過了。這樣的掙扎，相信也發生在很多朋友身上。人之常情，無法避免，也無須避免。

很多人因為表白了，而結束與對方的朋友關係，因為「關係」兩個字，本來就是建立在兩個人之間才會成立，若有一方捨棄了，關係自然不存在。或許那是一種遺憾，但何嘗不是已到「緣盡時」呢？

幸運的人，成功了，就能得到屬於自己的幸福，或是，仍然維持好朋友的關係，反而增進了對互相的了解，也會更加接近。擁有這樣的幸運，就應該更加珍惜，祝福對方，也要讓自己更好。

老話一句，是你的就會是你的，不是你的，強求也沒用。

(呵小宏《你以為愛是什麼？》，頁142–143)

v v v v v v v v v v

如果在情路上感到迷茫，不妨找呵小宏的《你以為愛是什麼？》來讀，應該會有得著的。

如果你愛上一家書店

情人節那天走在街上，感覺有點寂寞，於是便跑去書店，挑了一本書相伴，那就是標題的《如果你愛上一家書店》 (The Yellow-Lighted Bookshop)。

說栗子妹愛上書店並不為過。雖然香港的書店大都很擠，在書店打書釘絕非享受，但無論要讓人碰撞多少次，栗子妹還是喜歡呆在書店裡。書癡如栗，一直享受與書為伴的溫馨感覺。

大概作者劉易斯‧布茲比 (Lewis Buzbee) 與栗子妹同是書癡，所以聽他細訴與書店和書的淵源，份外有共鳴。譬如他寫到自己的閱讀經歷：

這是一個普通的故事；經據你的經歷填空：當我___歲時偶然看到一本叫_____的小說，在隨後的六個月中我讀完了名叫_____的作家的其他所有作品。(頁40)

確實，每個人的閱讀經驗，都可以用上面一段來概括。作者並沒有炫耀豐富的閱讀經驗，只以淡淡的筆觸，道出自己與書店的不解緣，還有那份對書籍的執著和熱愛。就是這份平實無華，擄獲了栗子妹的心。

除了回憶自己與書店的淵源，作者在書中亦有講述關於書與書店的歷史和佚事。自己最喜歡的一段，是莎士比亞書店的店主比琪如何歷盡艱辛，為喬伊斯出版《尤利西斯》(第八章)。比琪的眼光和執著，教栗萬二分欽佩。

書中不乏發人深省的段落：

父母不必非要讀《紐約書評》或詹姆斯‧喬伊斯，他們也不一定要培養孩子讀《金銀島》或希臘神話。父母只讀他們喜歡的書，但家裡要有孩子讀的書。而孩子們只要看到大人讀書是一種樂趣，耳洏目染，就會開始讀他們自己的書。

栗子妹對此觀點絕對認同，正如作者的同事格蕾塔所言：規定或禁止兒童讀哪些書是有害的，讓孩子們在閱讀中形成自己的愛好。

讀完這本書，重看封底的簡介，發覺這段最正確不過：

閱讀這本書，就像在十一月落雨的黃昏，在溫暖柔和的燈光中，聽一位熟悉書店的愛書人，敘述他對書店的熱愛，回憶他第一次閱讀到史坦貝克作品的狂喜，讓讀者在這些動人文字的感染下，也回想起在自己心裡，似乎也有著一間讓你迷戀的黃色燈光書屋。

-----

疑點：版權頁寫原著的版權始於 2002 年，但書中有一些 2004 年的資料，何解？是譯本新加進去的嗎？

-----

[看書學中文]

氛圍：四周的情調和氣氛 (栗還是較喜歡「氣氛」啊！)

情‧書

問：以下這本書跟情人節有甚麼關係？

 (書影來源)

答：據稱，作者在去年情人節收到剛印好的書，因此今年情人節，可視作這本書出版一週年的紀念日。

問：這本書出版一週年，跟我又有甚麼關係？

答：其實沒有甚麼關係，不過碰巧是情人節，於是就拿來大做文章。

認識較久的 blog 主，大概會發現我寫這本書已不止一次（一、二 、三）。這本書有甚麼吸引之處，值得我一寫再寫？拿著書本翻來覆去，並不覺得封面設計特別漂亮，或是印刷特別精美，於是就只餘下「內容吸引」這個理由。

看了這些年書，發覺真有「書夾人緣」這回事。介紹書的書不是沒看過，但就是覺得這本寫得最好、最吸引人。未看這本書前，我是從來不看科普讀物的，但見作者寫得那麼有趣，也就試著找些來讀，如《囚犯的兩難》、《天氣改變了歷史》等，結果讀著讀著，竟逐漸愛上了。

自覺每本書都是一扇窗，窗外是讀者嚮往的一片天。但這本書我覺得更像一座圖書館，內裡有很多不同形狀、不同大小的窗，讓讀者可以一次過飽覽各處的美景。大概就是這點魔力，才讓我如此著迷吧？

當書癡遇上書癡

認識方潤這個名字，是在「港燦筆記」的友好連結中。說來奇怪，港燦那邊有數十條連結，偏偏我就只愛讀「方潤日記」，大概是緣份使然。因我乃書癡一名，讀另一位書癡的日記，自然倍感親切。可惜有段時間，工作非常忙碌，連休息的時間也沒有，惟有忍痛放棄閱讀網誌的習慣。不過，正因有這段空白期，所以早兩個星期，當我在書店中看見方老師的《吹水無邊》時，才會更覺驚喜。

猶記得我第一次瀏覽「方潤日記」，方老師正在談論熱帶氣旋。那篇日記圖文並茂，給人十分專業的感覺。當時我心想，這位博客莫非是位「地理人」？誰知他竟是讀生物化學的！後來多讀幾篇，才發現原來方老師自小便博覽群書，日積月累，就成了個通天曉。

本來博學是項個人殊榮，是該拿來在人前炫耀的，但方老師並不是個自私的人，他將自己多年來讀過的好書分門別類作推介，每本附以扼要的書評給讀者參考 (即《吹水無邊》的第二部分「書海潛遇」)。有朋友問：讀這些書評幹甚麼？難道你會「照單執藥」？我反問：這樣做又有何不可？拿著一份優質的書單去找書讀，總好過在浩瀚的書海裡亂抓吧？繁忙的現代人連讀書的時間也沒有，又怎能把寶貴的光陰花在胡亂錯摸上？

身為書癡的我，最喜歡書中第三部分「書癡最痛」。看見自己的書讓別人屈摺了時那份心痛的感覺，還有就是與心儀的書失諸交臂的那份無奈感，方老師平實的文字道盡了多少書癡的心聲！我愈讀就愈有共鳴。方老師，我絕對明白為何你會邊走路邊看書，因為我也是這樣呢！

看見方老師的網上日記能結集成書，心裡著實替他高興。方老師，請繼續努力為我們介紹多些好書啊！永遠支持

後話：想讚讚出版社的跟進功夫十分了得，像栗子妹這樣一個無名小卒的網址，也能讓出版社員翻了出來告知方老師，小妹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