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學語文──吳靄儀篇

文：陶傑

吳靄儀看中英兩種語文

吳靄儀昨天是專欄作家和知識分子大報的督印人，今天是立法會議員和大律師，昨天為民喉舌，今天也為民請命。身為作家的吳靄儀，專欄小品富有感性，情濃如醪；身為立法會議員的吳靄儀，論法治的文章卻富於理性，擲地有聲。剛柔並濟，陰陽和諧，更難得吳靄儀兼擅中英兩種語文。

吳靄儀身材嬌小，剛毅的眼神流露著時代的重量感，她的中文說寫清晰，英文也同樣流暢。無論在議事堂中陳詞，還是在報上為文論政，她都有條不紊，論證明晰，不慍不火。

吳靄儀在香港長大，自小接受英式教育，但這不妨礙她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吳靄儀既讀白朗蒂的《咆哮山莊》，也讀金庸武俠小說全集，對中西文化的世界和人生，吳靄儀往往有深人的透視，立論持平。

經歷文化變逆的痛楚

吳靄儀在沙田大圍長大，年幼的時候，打開大門，就看見水稻田。父親在太古洋行工作，叔叔伯伯在外國謀生，伯娘和嬸母，卻在沙田種菜。吳靄儀從小就經歷了農村和城市不同的風貌和中西文化的衝突。

吳靄儀在大埔官立學校小學！大埔官小的校長和老師，有強烈的中國文化情意結。唸中學則在聖保祿書院，是外國修女辦的英文學校。由中轉英，吳靄儀的感覺很強烈。小女孩的心中，經歷了文化變逆的痛楚。

「在英文中學，我發覺自己英語說得不流利，在學校裡覺得孤立而苦惱。中學的講課，全用英文，不像今天的一些英文中學般中英雜用。教師全是外國人，有的心腸很好，英文說得特別慢來遷就我們。但有的老師話說得很快，根本不知道她在說甚麼。」

許多學生從中文的學習環境走進英語世界，都茫然不知所措，難以適應。幼小的吳靄儀，感受到語文環境突變的文化震撼，對英文急起直追。一條魚在沙灘擱淺，適應不了陸地。對語文有慧根的，卻不是魚，是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兩棲青蛙。吳靄儀從中文小學轉到英文中學，像條小蝌蚪一樣，漸漸長出四肢。

「在中二那一年，我參加了學校的合唱團。團員中有外藉學生，她們不會廣東話，跟她們溝通，只有努力說好英語。在合唱團學習英語的經驗很新鮮，因為要學好歌詞，咬字必須清晰，還要因應內容配上感情。通過唱歌，學到了抑揚頓挫，學到了感情的收放。合唱團裡歌詞的學習，使我慢慢發覺到這也是一條學好英文的途徑。」

吳靄儀熬過了中二，合唱團裡唱英文歌的訓練，曲徑通幽，給她開闢了另一片洞天福地。

「到中三時，痛苦過去了，開始唸英國小說和英詩。興趣推動我努力學習，對英國文學，我比別人早熟。中四中五，便開始接觸莎士比亞和浪漫主義詩歌。讀多了，也不再感到陌生。對英文文法，反而不大了了。我的英文文法成績不大好，五十分合格，我最高只拿過五十九分。我不喜歡英語文法的機械束縛，對文法的興趣一向不大，只喜歡英國文學的天馬行空。」

中學時代的吳靄儀，滿腦都是英國文學。但畢竟有著中國文化的根，小學四年級時，吳靄儀便開始接觸《紅樓夢》。看是看了，卻不知道小說說的是甚麼。在中學時代，學校內泛起民族熱潮，吳靄儀感到中國文化也同樣重要，而學好英文才能準確地向外國傳揚中國文化有它優越的一面。

步出文學的感情世界

一九六六年吳靄儀進港大唸比較文學和哲學。要用英文寫論文，英語成了一個表達工具，這使她步出文學的感情世界，進入理性的天地。英語的學習，也訓練了思想，把吳靄儀引領到另一個境界。

「直到現在，我還不認為世上有優越突出的民族。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缺點，也有它的長處。一直以來，我對中國文學與英國文學同樣喜愛。中學時流行文社，我與朋友便向文社投稿。我一邊讀英國文學，一邊用中文寫作。進了大學，反而少用了中文，讀的書籍差不多全是英文。我讀哲學，唸的是西方的，全看英文書。哲學的思想跟文學的思維屬不同類型。哲學不是一種文學的感受，而是一種邏輯。在大學階段，用中文的時候不多，有點生疏。」

面臨中文寫作的困惑

一九八四年，吳靄儀赴英留學，到了英國，吳靄儀很想家，開始不斷寫信。

「出國之後，不想多花長途電話費，每一星期最少寫一封信回家。我是甚麼都寫，不只是『身體平安，請勿掛念』等寥寥數語。為免家人擔心我生活寂寞，我總勉強自己多寫，說些使家人開心的話。留學的日子，我寫的白話書信是很多的。回到香港在明報工作，因為工作的需要，我得寫社評、寫政論。我覺得自己寫不來，因為我從來就沒有用中文寫過說理的文章。當時很苦，老闆查先生人很好，他說不用害怕，你來寫，因為你有見解，文字方面他找社長潘粵生先生幫我修改。我於是便寫了，給潘先生過目，潤飾好文字，才上報。那時，作家董橋先生也在明報，我和他常常討論中文和文學，怎樣改好中文，那真是一種樂趣。我覺得我當時的中文不很圓熟，達意是沒有問題的，只是還欠文采。」

文采是甚麼？是蛋糕上紅色的櫻桃。文章清通而沒有文采，像一個少了紅櫻桃的蛋糕，無礙品嘗，只是缺了一種悅目的色彩。

「你看過《飛狐外傳》嗎？程靈素替苗人鳳醫治眼睛，對苗人鳳說，治好你的眼睛，讓你重見光明，不難，但你是大俠，一對眼睛要有神采，我能治好你的眼睛，不一定能令你雙眼再露光芒。寫文章，做到清通很容易，要有神采卻很難。」

在明報工作的日子，吳靄儀卻被文章的神采包圍，明報當年有兩枝健筆；創辦人查良鏞和總編輯董橋，中文修養都高。吳靄儀見賢思齊，學習過程裡，有點痛苦，但很享受。

文章有理性，也要有感性。香港報刊上的社評，吳靄儀認為神采不足。寫一篇通暢的政論，並不困難，但要寫得能成一家之言，可並不易。

關於法律語文這一種文字

吳靄儀現在是律師，天天與法律條文為伍。法律的語文是另一種文字，它抽象細緻，用詞精密。英語的法律用語有長久的歷史，翻成中文，有時格格不入，差別頗大。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中文翻譯為「無罪推論」。依中文解釋，是人未判罪之前，我們應該把他視作無辜。這種「視作」概念，背後就暗示他其實有罪，不過我們暫時當他無罪。英文presumption原意不是「當作」，presumption本身是一個沒有立場的名詞，是完全中立的。」

「中文好些詞語，帶有褒貶的『歧視(discriminative)色彩』，它在反映中國的文化，因對象的尊卑，相熟程度，而有微妙的劃分。所以有時你在中文要找一種絕對客觀、不帶任何色彩的詞語是很困難的，但英文法律用語則習慣了客觀和中性。所以英文法律用語處理客觀的事，是較容易的。英文的『presumption of innocence』並設有假定你『guilty』，是中性的。英文的『be accused』中文翻為『被告』，中文裡『被』字，本身也有貶義。我就曾有當事人向我提出要求，說他很不喜歡當被告，一定要當原告，因為他覺得當原告名譽好些。英文的『plaintiff and defendant』，並無優劣軒輊，沒有這個問題的。」

「在法律這行久了，對比中英文，看到中文也很難做到『無我』。『無我』，英文是impersonal。中國文化往往逼你在人際關係上定位，和在這種人際關係位置上說話，否則，你的舉止和說話就不得體。既要定位，也就很難impersonal。文化上既然如此，語文也就有這樣的反映，很難找到impersonal的詞。舉一個例子『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中文就很難翻譯。像英文『particulars』，中文說『具體』、『細節』，但英文『particulars』可不是甚麼『具體』和『細節』。譬如說告你謀殺，我請你給我一些particulars，意思即是請你提供給我你在甚麼地方、在甚麼時間、在哪日子、在甚麼地點、用甚麼方法，殺了哪一個人，這些不是細節，是事實的概要。但你卻譯為『具體』、『細節』，那怎成呀。尤其是用來當動詞用的『particularize』，就更難翻得好了。那困難主要因為我們法律中文欠缺這類用法的傳統。你想想，英國普通法已有那麼多年，我們的中文普通法才區區幾十年而已，兩個使用時間相差實在太大。」

中英語文，學到像吳靄儀一樣，則可從中英文字透視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到達精緻的境界。有如讀數學，同樣是一到零十個數目字，四則運算時，只用在市場買菜，免得金錢損失；但學到微積分，就變得抽象起來，開啟一個茫茫的新宇宙。

「在法律上，運用中文和英文，有很大的分別。用英文，會有一種距離，這種距離就是『impersonal』。用中文，沒有這種距離，往往帶有感情色彩。不要以為你在控制語文，其實有時候，語文反過來控制你。」

吳靄儀是雙語學家，文學和法律的訓練使她對語文特別敏感。她出入中西，俯仰自如。對吳靄儀來說，同時學好兩種語文，一點也不感到困難。

「母語教學不等於不准使用英文。事實上，該用英文學的就用英文學。我相信自由。對於教學語言，我也相信自由。」